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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博客

拈一缕墨香,借这瞬间飘逝的灵感,偷偷记下紫陌红尘的点滴感动。

 
 
 

日志

 
 

我眼中的李叔同先生  

2012-10-27 13:10:19|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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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李叔同先生,是源于我在上初中时听到的那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赊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这首《送别》是李叔同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曲而编作的乐歌之一。与传统的送别诗词一样,它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也是借景抒情之作,和李叔同先生所编作的其他乐歌一样,填配的文辞依永秀丽,声辙抑扬顿挫有致,意境深远而富于韵味。加上李叔同先生较为全面的中西音乐文化修养,使得曲调优美动人清新流畅,词曲结合的贴切顺达,相得益彰。因此,他的乐歌作品广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喜爱,特别是《送别》,先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成功地选作插曲或主题歌,已成为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象征。

就这样,从这首《送别》开始,我就开始注意起与李叔同先生有关的事迹来。渐渐地,我对李叔同先生的了解多了起来,知道他祖籍浙江省平湖县,清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天津,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且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李叔同先生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等,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并精通日文、意文、英文。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1918年8月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名演音,法号弘一。 于1942年,十月十三日(旧历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六十三岁。

  一

对李叔同先生我为什么会越来越敬佩,原因正如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在《怀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我对李叔同先生的敬佩,在于他对艺术的无所不能,更在于他在做任何事情上的极为认真。

在艺术上,他少时即擅长吟诗作画,写字刻印,多才多艺。对于书法、金石,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并于1905年至1911年间,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兼习音乐。

在音乐上,李叔同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较早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于1905年编印出版的供学校教学用的《国学唱歌集》,即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配以西洋和日本曲调,连同两首昆曲的译谱合集而成的。其中的《祖国歌》,还是当时为数较少、以中国民间曲调来填词的一首学堂乐歌。不久他东渡日本,见日本唱歌集里“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而我国的一些人一方面啧啧称赞日本唱歌,一方面却诋毁中国的故典,为此他特撰写《呜呼!词章7一文,对这种盲目崇外而又无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在《音乐小杂志》里,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同时发表了《我的国》、《隋堤柳》等怀国忧民的乐歌。由他自己写的词谱曲的《春游》,则是我国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一首合唱歌曲。

李叔同一生迄今留存的乐歌作品70余首,先后编入《国学唱歌集》(1905年),《中文名歌五十曲》(丰子恺、裘梦痕合编,开明书店1921年出版)、《李叔同歌曲集》(丰子恺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出版)、《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企释、培安编订、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出版)。

在戏剧方面,李叔同是我国早期话剧(新剧)先驱,组织了我国话剧第一个演出团体。 1907年,二十八岁的李叔同留学东京。受日本浪人剧、新剧的影响,李叔同与曾延年等共同发起成立“春柳社”,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开中国新剧表演艺术之先河。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延年饰亚芒父,唐肯饰亚芒。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该剧公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东京日报》为之发布消息并赞扬李叔同“扮演的玛格丽特优美婉丽, 使东京观众大为轰动”。 日本戏剧界著名评论家松翁则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

 在金石方面,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组织了金石篆刻研究会,名为“乐石社”,被推为社长,撰有《乐石社简章》、《乐石社社友小传》。南社著名诗人姚鹤雏撰有《乐石社记》介绍此社的宗旨及李息霜的艺术成就。当时浙江一师的师生中会篆刻的人很多,校长经亨颐、教员夏?D尊都是篆刻好手。同时李叔同和西泠印社社长金石大家吴昌硕、叶舟等又是好友,因而他和夏?D尊等加入西泠印社为社友。后来,他将出家,把生前收藏的印章都赠送给了西泠印社,叶舟为他在社中石壁上凿了一个“印藏”收藏并加题记,以留纪念。

在书法方面,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他的字,早年学黄山谷,中年专研北碑,得力于《张猛龙碑》尤多。翻开他的墨宝,仿佛慢慢进入了那种恬静、淡泊、冲逸的艺术境界。他的书法为静气所笼罩,透露出心灵宁静与愉悦。在其晚年的墨宝中,更让人体验到一种佛的庄严和静穆。在全身心的读贴中,常常让人陷入冥想,沉思他从绚丽归于平淡的人生之谜。

晚年写佛经,脱胎化骨,自成一家,轻描淡写,毫无烟火气。结体看似静穆,庄严,但只要细品,仍然可以感受到静气之中的灵气。假如全是静气,犹如一潭死水,何足道矣。正是这种从静气中生发出的灵气,使字体充满盎然生机。

剃发出家后,那日复一日在晨钟暮鼓中的蒲团生涯,那过份自律到自伤的律宗修行,都不能完全泯灭大师的艺术天才。从他在空门中所书写的“游艺”横幅和“心志要苦,意趣要乐”的条幅,于无意之中透露出大师深深掩盖的艺术精灵。他的遗墨,已大大超越了艺术观赏的范围升华为一贴精神的解毒剂,在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李叔同先生去留学,便留的成成功功;做艺术,就做的扎扎实实;从事教育,就诚诚心心;一出家,就全全部部。我认为,他的成功,除了他的天资,更得益于他对一件事情不做则已,一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的认真。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李叔同先生的“凡事认真而严肃”,是他留给我们后来者的一笔巨大财富。

  二

对于李叔同先生,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出家——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位艺术天才“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的呢?

李先生幼年也和当时一般的文人一样,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逊等。据记载,他6岁攻读《文逊,即能够“琅琅成诵”,8岁从乳母背诵《名贤集》,不但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足见其智慧。对于书法、金石,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二十文章惊海内”,即是他早年才华横溢的最好证明,加上他出生于富商家庭,他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且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可以说,李叔同是一位在艺术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浊世公子。

面对他这样的成就,我也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疑念: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选择出家呢?

翻开与他有关的文章和资料,就不难发现他作出这一选择的轨迹。他虽然出生于富商家庭,可是他5岁就丧父,后来是在母、兄抚养下长大的。早年虽以艺术闻名,以“才子”驰名,绚烂之极,但最后他却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选择了出家,就因为他经历了人世的大喜大悲,从繁华走向败落,从名利走向朴实。早1905年,他母亲病逝时,他就认为自己“幸福时期已过”,于是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26岁到39岁(1905—1918)的13年间。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许多艺术珍品,不论是诗歌、音乐、美术、书法、金石,大都创作于这个时期。他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也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治平”为奋斗目标“学以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取向。在日本的六年间,除参加槐南先生所领导的随鸥吟社少量活动外,诗词写得很少。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术(在上野美专主攻油画)、戏剧(与曾孝谷创办春柳社,并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义演),以及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编辑成书邮寄到国内发行)等实践性活动中,务求每项活动都收到实效。

归国后,选择了艺术教育的职业。他在杭州一师任教的七年,是他实践自己教育理想意气风发的七年,也是他超前的美学思维遭到旧势力抵制不断迎接挑战的七年。这时期他除了大力推进新型的美术教育外,还结合教学写了许多“校园歌曲”,像著名的《送别》、《春游曲》、《忆儿时》都写于此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送别》。就是这样一首看似寻常的歌曲,自1914年问世以来,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一直在人民中流行、传唱,其间还被两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用作插曲或主题歌。我想,这首歌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它的主题写的是《送别》。生离死别是人生一件大事,“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这些极言离别之苦的名篇名句,千百年来被人们征引传诵,因为他们写出了离别者的一种通感。李叔同的《离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通篇用白描手法,而且第一段全部用来写景;第二段时空交错,以现在时“今宵别梦寒”总括全篇。它的高处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语),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都是离人眼中所见,景物依旧,人在别时,听起来就倍感凄凉。全歌紧扣主题,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它的审美效应,就在“酒尽梦寒”的无言中回荡不已。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感怀和悟世的歌曲,最有代表性的是用“骚”体写成的《落花》和《晚钟》这两首。在这两首曲中,反映了他由诗人由儒入释的明显转化。如《落花》:“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入题便用了六个单音节的“纷”字,以声状物,来描绘落花之多和花落之速;跟着又用六个“寂”字陡然一转,把人们带入了寂然无声的境界。诗人在这里用两种境界的反差,营造了哲理性的氛围。所谓落尽繁华,归于岑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世间万事万物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他在曲的中段无限感慨地描述时序更迭、春秋递嬗之后,结尾这样写道:“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兮,青春不再来。”这种对“时空无奈、生命无常”的慨叹,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诗歌的感情窠臼。但是,他所向往的世界却是“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月》)。这种超凡脱俗,清净无尘的境界,正是一种“禅”的境界。不妨说,李叔同借落花的感悟,已从一般诗家的“憬悟”进入到佛家的“禅悟”。在《落花》之后,他又写了《晚钟》,这首曲是李叔同出家前最后一首歌曲,也是《落花》的姊妹篇(按照林子青先生《新谱》系年在1918年,此曲发表于《人世间》月刊第九期。大约作于1917年),是他谢绝尘世走向彼岸的一首重要歌曲,曲中写道: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

他的《送别》歌声中,已经有了弘一法师看破红尘的彻骨寒意,而《晚钟》这首歌曲,所表现的心态和境界已不像《落花》那样矛盾和痛苦,相对比较平静,能大致感知诗人已经参破了世态炎凉,冲决了尘世羁绊,下决心走清静安养之路。《晚钟》的境界,正是李叔同用佛心佛眼回顾尘世的最后一瞥。

  三

李叔同先生生当乱世,在他历尽百劫之后,终于在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当了和尚,时年三十九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阶段,就是丰子恺先生所说的“爬上三层楼”的阶段。他一出家即告别尘世的一切繁文缛节,并发誓:“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受戒后持律极严,完全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规:不作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孤云野鹤般的云水生涯。或如好友夏丐尊所形容的,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这种变化,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李叔同却以平常心澹定自然地完成转化,成了弘一法师。

李叔同先生出家后,讯南山律宗》作为化教制教的《圆教宗》,以“心法”为戒体。受戒后持律精严,护生戒杀,正行弘法。他选择了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的律宗。他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事实上他也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观他一生行藏,无论是在俗时的交友,治学,育人,乃至他所从事的某一项专业,一经涉足便全身心投入,力求做得最好。可见,他一生做人的确是凡事认真而严肃的——他要学一样就像一样,做什么就像什么。李叔同先生僧腊二十四年,随着他佛教典籍的问世和嘉言懿行的传播,在宗教界声誉日隆,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高僧之林。他从留学生、而艺术教育家、最后成为律宗高僧的弘一大师,其为人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型。

所以,对于李叔同的出家,正如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所说“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因为,无论他是所在。他自己就是一丛菊,一片霞,一轮月。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淆定荡,各应其机,他的一生行谊,就是一部哲学大书,无字之经,不刊之典。他给后世留下的诗文、艺术、思想和佛典,就如蓝田之玉和苎罗之纱,越是经过时间的磨砺越坚实,越是经过污水的冲刷越洁白。虽然李叔同与弘一法师,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但两个形象并不是截然断开。他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是他的多才多艺和认真的精神。他一生做人确是凡事认真而严肃的。他要学一样就要像一样,要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古人有话说:“出家乃大丈夫事, 非将相之所能为”。马一浮曾有诗挽他说:“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读此可谓如见其人。

先生走了,他的人格魅力还在,如风常拂,如月明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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