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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博客

拈一缕墨香,借这瞬间飘逝的灵感,偷偷记下紫陌红尘的点滴感动。

 
 
 

日志

 
 

我眼中的“郁达夫和王映霞之恋”  

2010-08-16 13:33:58|  分类: 职场悟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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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山书社版2008年版《王映霞自传》的第98页,录有这么一份法律文件:

                               版权赠与书

著作者郁达夫愿将所著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日记九种、迷羊集及译稿小家之伍等书版权及附属于各书之权益全部赠与王映霞氏除与出版者重订新合同外合将此旨记明各书三纸以一致出版者一存律师处一交王映霞氏收藏为据。

                        版权赠与人 郁达夫

                        证人律师 徐式昌

                        证人出版者上海北新书局

                         被赠与人 王映霞

 

这份版权转让协定的签订时间是在1932年1月。鉴于郁达夫屡教不改,王映霞要求郁达夫请来律师徐式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与会者的面,写下了这份版权转让协定,一式三份,律师、书局和王映霞各存一份。

 

古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轰轰烈烈的郁、王之恋,此时此刻已经接近了终点站。爱情开始的时候,人们都会祝福当事人天长地久,当事人自己也会期许,彼此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而,不幸之中最为不幸者还是发生了,郁、王之恋最终却走到这个境地,的确令人唏嘘不已,床上的夫妻突然之间就成了法院中对簿公堂的两造,遥遥相对,泪眼婆娑,闲人读之能不唏嘘?

 

郁达夫在日记中,有大量的文字煽情而露骨地描写郁、王之恋婚前的情景。但对双方1928年婚后过起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却着墨不多。我们对郁、王之婚的了解,只能透过《王映霞自传》。这多少有点不大公平,此时此刻,案头一册《王映霞自传》,只好任她说黑是黑,说白是白,或者颠倒黑白了。

 

我们不知道真正的郁达夫是什么一个人。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郁达夫更多是被塑造成一个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作家,反对国民党的白色统治和文化专制的斗士。这种政治压倒艺术的评价方式,使得我们很容易对郁达夫的艺术成就做出过高的评价,而由此爱屋及乌,对他的私德乃至人格也做出过高的评价。或者说,我们很容易由于他文艺方面的成就,一俊遮百丑,进而一叶障目,看到的只是一个道貌岸然的郁达夫。

 

在《王映霞自传》中,我想读者很容易看出来,郁达夫的任性、敏感、热烈甚至对对方过多的关注,这一切可能是恋爱期间感情的润滑剂,但在婚姻之中,却很可能成为王映霞的地狱。你想想,一个男人轻易地抛下结发之妻而爱上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小姑娘,一个大老爷们动辄抛妻别子离家出走,一个名气颇大的文人轻易将恋爱中的日记公开出版,一个革命斗士却凭空怀疑自己的老婆和闺中密友是同性恋,一个酒鬼动辄宿醉在街头……平心而论,看到这些甚至有点不堪入目的细节,我多少有点同情王映霞,“她是一个弱女子”。尤其是郁达夫将追求王映霞过程中留下的《郁达夫日记九种》不征求对方意见就公开出版,这确实有点不厚道,这就像木子美把她一夜情的细节全公布在网上,可是,人家是前卫,你以为你郁达夫是木子美啊?!

 

郁达夫的任性、敏感,成就了他的文名,却毁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王映霞在自传第56页提到,在郁、王之恋过程中,郁达夫的哥哥、著名的法官郁华就数次告诫弟弟,以有妇之夫身份再婚,是要犯重婚罪的。可是感情热烈的郁达夫丝毫不顾及这些,“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不知道王映霞读到这儿,有没有起鸡皮疙瘩。

 

礼失而求诸野,两口子日子没法过了也就只好诉诸于法律手段。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读者诸君休要怪王映霞管得多或者绝情,郁达夫的版税是他们生活中几乎唯一的收入来源。王映霞曾在第89页提及过他们的经济来源:

 

郁达夫的每一种书的初版或再版,照例由我将印好的几千枚郁达夫的印花送交北新书局。作者印花送去之后,去催讨版税则是我的份内事了。不过多多少少,每月约一二百元钱是可以催到手的。其余的开销,则全赖各报刊零星的稿费了。

 

即便这点收入,也还得分出一大部分来给郁达夫买书,甚至有时候郁达夫碰到喜欢的书,会倾尽囊中所有而将所谓“珍本、孤本,都是绝版书”带回家。双方恋爱期间,郁达夫买书无度原本是无所谓的事情,可是婚后开门七件事样样要钱,这种不计后果的嗜好就有点没有责任感了。

 

最荒腔走板的依然是郁达夫的多疑。郁达夫先是怀疑王映霞和刘怀瑜同性恋,后来又怀疑王映霞和许绍棣有一腿,甚至玩起了一惊一乍的游戏:先是在报上登“寻人启事”,白纸黑字指出“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随后,一盆红杏出墙的污水泼过去,又马上登出“道歉启事”,“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相寻。启事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呜呼哀哉,虽然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这样五次三番地对待自己的老婆,实在也够娘儿们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感情确已破裂”的状态下,还寄望于一次又一次的法律协议。这次“启事风波”后,郁达夫、王映霞在友朋的撮合下,再次立就了一纸法律协议: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开。现经友人之调节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九日

                    立协议书人  夫 郁达夫 妻王映霞

                    见证友人  周企虞、胡健中

今天的90后的小孩儿看了这样的法律文件,我想一定会笑掉乳牙的。你们知道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吗?周企虞是当时的杭州市市长,而胡健中也是浙江省《东南日报》社社长。夫妻之间如何过日子,可惜婚姻法中一般不规定,只好发扬自治精神,在外面朋友的见证下立合同了。夫妻感情如此,兼职比闹剧还闹剧。可是即便如此,这闹剧也不是最后一出,1940年3月,双方在新加坡为这场持续十多年但始终波诡云谲的婚姻划上了句号,最后一次签订了夫妻之间的法律协议,不过,这一次是离婚协议。

 

爱情死了,法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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