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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博客

拈一缕墨香,借这瞬间飘逝的灵感,偷偷记下紫陌红尘的点滴感动。

 
 
 

日志

 
 

我当刑事法官的日子  

2009-09-25 12:43:30|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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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我刚从部队转业进法院,血气方刚,豪情万丈,以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第一次接触死刑案件时,我并不是承办人。合议庭当时正讨论一起故意杀人案,凶手是一名在酒吧与人起了争执的青年男子,他一怒之下,回家拿刀捅死了对方。

合议庭内部形成两种意见:一方认为被告人蓄意杀人,其罪可诛。我的意见是,被告人是在与人起了争执后,返回家中取刀,应该不属激动杀人,而且主观恶性严重。这种意见得到多数人赞成,并被合议庭采纳,那名被告人也最终被判了死刑。

不久,二审与复核结果下来,上级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被押赴刑场执行。

那一天,我也去了。站在刑场,我见到那个青年。那一刻,我突然懊悔莫名,内心反复问自已:“他,真的该处死吗?这是一位文弱清秀的年轻人。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惶恐。

判他死刑,在法律上没有错误,可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会那么懊悔?是那双眼睛么?

自从那次以后,只要是死刑案件,在我未亲眼见到被告人的情况下,我再也不敢轻意表态。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明白“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句话的含义。当我审理死刑案件时,只要我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我都不会做出死刑判决。

2006年7月,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所有死刑案件都实现了二审开庭。

2007年,最高法院最终收回了死刑核准权。许多人说,二审法官跋山涉水去开庭,复核法官千里迢迢来提讯,无形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变相加重了司法负担。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没有什么司法负担的分量大得过生命的重量。如果你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又凭什么宣判他死刑呢?

许多人都对死刑的执行过程感到神秘,其实,对执行者而言,最大的震撼,往往是濒死者对生命的不舍与留恋。一次,即将对一名死囚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最后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朝执行指挥看看,指挥叹口气,说:“给他挪吧。”虽然在场者都见惯了执行场景,但看到这幕却都很动容。

一位资深的法官曾对我们说,如果你缺乏对生命的敬畏感,就不配做一名刑事法官。这种敬畏,既包括对被害人的,也包括对被告人的。

一次,一位生性胆小的女同事曾经办理过一起强奸杀人案。她说,阅卷的时候,自已看过被害人生前的照片,那是很漂亮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儿。再看尸体解剖照片,虽然尸体已被焚烧甚至腐烂,但她却一点也不像从前那样觉得恶心、可怖。她说:“这个时候,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姝姝,我认真阅卷,就是为她申冤,我为什么要害怕她的尸体呢?”事实上,许多年轻的刑事法官,就是在一张张这样的尸体解剖照片前体会到自已肩上责任的分量,并最终完成了从法科学生到法官的成长过程。

人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刑事法官就是一群杀手,媒体也爱给我们冠以“生死判官”之名。

有一段时间,由于待遇低、经费少,许多男法官纷纷辞职做了律师,庭里女性占了多数,结果被人们叫做“红粉杀手”。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杀手”这一头衔。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判罪行极其严重者死刑,但也会将更多罪不至死者从枪口下解救出来。如果法官们没有自已独立思维,只是机械审理,匆忙下判,那和杀人机器又有什么分别呢?

有位哲人曾说:“法律家判断对错,政治家权衡利弊”。可对于刑事法官来说,判断对错是一方面,有时也必须像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家那样,跳出法律本身,去考量更多的利与弊。

有许多案件中的情形,涉及到伦理、道理、政策、民族、文化各个层面,单靠法律已很难解释清楚。在社会总体公平正义难以达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力图在一起起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

作为法官,有时我们自已也不能左右判决的结果。一场刑事诉讼,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被害人或者被告人亲属上访、闹事,几乎成为判决之后的常态。当事人有时闹凶了,本地政府就会过来干涉,提醒我们不但要注重法律效果,还得考虑社会效果。可是现实中许多事情,哪里是能够简单地用辩证法折中解释清楚呢?许多冤案错案,就是在法律效果对社会效果的妥协中慢慢催生。而“民愤极大”或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这类抽象话语,对案件走向的影响经常要大于明确的法律规范。

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本地政府对死刑判决影响力逐步变小了,一些当时顶不住压力判了死刑的案件,被最高法院纷纷发回重审。可与同事聊天时我们也总在感慨,如果核准权早一些收回,也许当初一些罪不至死的人就活下来了。

在担任刑事法官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力图让自已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同于常人。但办理死刑案件,心理压力是难免的。我们很容易就处于焦灼状态,思维反复在某个问题中纠结缠绕。午夜梦回,经常梦到极端残酷、残忍的事情。长期目睹社会的最阴暗面与人间的最丑恶面,我们有时也会变得敏感、易怒而又多疑。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少一些被害者,少一些罪行,少一些死刑。此外,如果给我们一些心理辅导,那就更好了。警察开一枪都要接受心理辅导,更何况我们这些每天都要进行生死抉择的刑事法官呢?

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偶然发现自已学生时代抄写的读书笔记。其中一则是抄自民国法学家吴经熊的自传。

上世纪30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自已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的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则笔记的旁边,当时学生时代的我给的批注是:“伪善。”

现在,我拿出笔,轻轻地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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